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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入四川遇用工荒 雇人沿海挖人

從東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為代表的產業轉移,終于讓中國三十多年恒定不變的、由西向東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發生了逆轉。

在成都火車北站登上成灌快鐵(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諧號”動車,花 17分鐘就能到達成都西北部的郫縣紅光鎮。動車飛馳,車窗外閃現的沿途風景十分類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廠房,間或夾雜幾塊綠色的田地。

成灌快鐵正好穿過肥沃的川西平原—據說,這里的土地“隨便撒下一把種子就能長出莊稼”。但從2003年起,這一地區被劃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區,沿途的農耕景象已經逐漸被大興土木代替:土地被鏟平、高高的塔吊豎立起來、打樁機震動著地面……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續上漲;另一方面,內陸地區發展經濟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地設廠的企業紛紛西遷。從成灌快鐵紅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來到合作鎮,全球第一大電子代工廠富士康便落戶于此—這是四川省有史以來引進的最大項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簽約,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項目在成都正式投產。當時,郭臺銘宣稱,2013年成都生產的iPad將達到1億臺,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將達50萬人,年產值6000億元—為此,成都市政府大開方便之門,在土地、稅收上為其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

來的不僅僅有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筆記本電腦代工廠臺灣仁寶(2010年營業額293.39億美元、2011年《財富》500強排名第339位)也從蘇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筆記本電腦代工企業臺灣緯創集團(2009年營業額171億美元)投資5億美元在成都雙流縣建廠。富士康的供應商和合作伙伴,也紛紛跟隨著它的腳步,在成都設廠 。

2010年國慶節,四川自貢人王強開著花了11萬元買來的大眾朗逸,從廣東東莞出發,途經湖南、貴州,耗時32小時,抵達成都。追隨著富士康西遷的步子,他舉家搬回成都,告別了已經打工十多年的廣東。

穿著白襯衣的王強,32歲上下,外表看起來清瘦、干凈。他在臺資企業正隆紙業工作了整整10年,從最普通的底層工人做起,已經升到了經理級別。有著50多年歷史的臺灣正隆紙業是臺灣最大的紙業集團,是富士康的配套企業,雙方合作已經有十幾年歷史,正隆紙業負責為成都富士康生產的iPad提供外包裝盒。

正隆紙業成都公司位于雙流縣西航空港開發區,兩層半的廠房掩映在綠樹叢中。廠門口貼著一副對聯:“事業興旺步步高,前程似錦年年好。”橫批:“百業興旺。”工廠內機器隆隆作響,蘋果迷熟悉的白色iPad包裝盒,一個接一個地走下流水線,從這里出發,送到38公里外的富士康成都工廠,裝上iPad,開始它的全球之旅。

而在東莞租房住了十多年的四川人王強,終于回到了故鄉。他在距離工作地點10公里的雙流縣城,買了房,安定下來。

從東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為代表的產業轉移,終于讓中國三十多年恒定不變的、由西向東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發生了逆轉。勞動與人力資源專家、四川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郭正模教授對我說,目前四川省的省內務工和省外務工勞動力輸出已經從4:6變為5:5。20世紀80年代后期,因為中國的沿海發展戰略,引起勞動力由西向東的跨區域轉移—這就是第一波民工潮。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勞動力的流動從原先的限制變成全面開放,由政府主導進行大規模輸出,四川每個縣都有勞務輸出辦。輸出分為省內務工輸出(即省內跨縣市輸出)及省外務工輸出。2005年,四川勞動力總輸出達到峰值,共2300萬人,其中省外務工輸出為1300萬人,集中于珠三角、長三角以及京津唐和山東等渤海灣地區。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進行災后重建,以高速公路、鐵路建設為主的基建投資力度明顯增加,省外務工輸出比例開始發生下降。到了2010年,以富士康為首的企業從沿海轉移到四川,標志著以成都為中心的四川投資環境明顯改善,省內務工與省外務工輸出比例會逐漸變成對半開。郭正模教授說,5:5這一比例在“十二五”期間將逐漸演變為6:4。

“考慮到一部分省外務工的勞動力已經在當地城市結婚生子,6:4這個比例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趨于穩定。”

“我來做什么?”

成都的夏天歷來多雨。細雨蒙蒙的早晨,經營簡易早餐,比如煎餅、稀飯、小籠包的小販們,披著雨衣守在成都高新西區西南公寓一期門口。數十輛紅色的三輪摩托車也候在那里。

清晨6點半,公寓亮起了一盞盞燈,工人們陸續起床、洗漱,弄出明顯的響動。走出公寓的人們的脖子上大多掛著工牌,臉上的睡意還未完全消退。男員工多數穿著胸口印有富士康科技字樣的藏青色短袖T恤,女工的T恤則是深紅色的。

有的人結伴乘摩托車離開公寓到工廠,一趟5元錢。而絕大多數人選擇步行,因為工廠就在兩公里外。上班的隊伍蜿蜒兩公里,工人們成群結隊涌入富士康科技園南門。這一蔚為壯觀的景象至少要延續半小時以上:在這段時間里,路人放眼望去,這條上班的隊伍看不到頭尾。與同時,滿載著工人的公交車也開了過來—每天早上,有幾百輛公交車以一定間隔自9公里外的德源鎮開來,運送工人到廠區。

富士康的工人共有三處聚居地:西南公寓、西北公寓以及德源鎮。普工住在這三地由當地政府修建的青年公寓里,每個月要出80元的房租費。線長、組長們大多住在合作鎮上的西南公寓,因為這里離廠區更近、步行到富士康廠區不到2公里。而更高級的管理層,則和當地農民一塊住在3公里外的合作鎮順江小區—順江小區有著當地19個村的農民安置房。目前,西南公寓住了兩萬人,西北公寓住了一萬多人,德源鎮至少有五萬人—這個鎮上目前的居民全是富士康工人,只有極少數原住民還留在當地。

初步估算,目前富士康有8萬多工人(富士康每天都在新增工人,8萬是截至2012年5月的估算數字),這部分工人分為白班和夜班兩班倒—對按照30萬工人來規劃的工廠來說,這一數目還遠遠不夠。富士康迫切需要勞務公司和政府來幫助其解決工人問題。而截至2012年4月15日,在成都開展業務的世界500強公司已達到215家,制造業、生物、化工占大多數。產業遷移徹底盤活了成都的勞務市場,近三年來,這個市場上增加了上千家勞務公司,勞務行業本身的新增崗位就達上萬個。

富士康是四川省的“一號工程”,四川省政府承諾以行政方式來滿足它的勞動力需求。政府指派每個市都要完成招工任務,每個縣都分到了幾千工人的招工名額。因此,像“抓壯丁”一樣,鄉鎮干部協助招工,并且親自帶隊將大批工人送到富士康上班。據一家勞務公司負責人江總透露,由政府主導成立的富士康招募辦,按照省、市、縣、鄉鎮四級,層層分配任務下去,凡是勞務公司帶一個工人來富士康,就由政府支付1200元的報酬。

龔星,中專畢業,20來歲,是四川瀘州人。他已經在富士康干了一年半,2010年國慶他在深圳富士康接受培訓。2011年春節前,他和他的伙伴們乘坐二十輛大巴,從深圳趕回成都。在路上,大巴白天黑夜都未停歇過,到飯點才停車二十分鐘讓大家吃飯。這趟連續30個小時的旅途,弄得龔星他們疲憊不堪。

這些勞務公司也在沿海一帶挖人,比如,深圳每月會輸送一萬人至成都。四川的職業學校學生出來實習,主要也都安排到富士康。來自湖南的吳冕,今年20歲,5月底剛剛抵達成都。他原本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廠工作,富士康動員廠里工人支援成都。凡是報名參加的工人,富士康給其報銷火車票,并一次性報銷100元的日用雜費以及120元的飯錢。與他同行的有一百多人,來成都富士康支援三個月。

我在西南公寓附近的一個小區,遇到了胡萍和楊松。他們是老鄉,都來自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個山區縣。胡萍是個瘦小、活潑的女孩,一米五剛出頭,緊身牛仔褲裹著瘦得像麻稈的腿。她只有16歲,讀完初中就來富士康打工。而楊松個頭跟胡萍差不多,沉默寡言。我和胡萍閑聊了一個半小時,他在旁邊總共說了五句話—他是高一輟學后到富士康工作的,未滿18歲。

2011年12月,楊松背上新買的幾件衣服,兜里裝著父親塞給他的五百元,從家里出發,坐在父親的嘉陵摩托車后座上,趕到40公里外的縣城。在那里,縣政府就業服務中心的大巴正等待著楊松和與他相似的年輕人們。他們將搭乘大巴,去成都富士康做工人。

楊松的工作是打開iPad面板檢查。他需要穿防輻射的衣服,這種衣服像航天員的制服一樣,是全封閉式的,眼睛、鼻子都包裹在面罩里。楊松一天要穿防輻射服近十個小時,又熱又憋氣,他向父親抱怨,這衣服穿起來“真惱火”。

胡萍則是讓她的干爹(在四川,讓孩子認干爹干媽是常見的習俗)送到成都的。他們晚上7點從縣城出發,坐了一夜車,在早晨抵達成都荷花池車站。胡萍第一次坐時間這么久的長途車,下車的時候暈沉沉的。

當時天還不是很亮,霧氣蒙蒙的,成都的高樓在霧中半隱半現。

當時,胡萍的腦子里空空一片。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她忽然感到有點迷茫:“我來做什么?”

“要不是為了賺錢,誰來當工人啊?”

6月19日上午8點30分,位于成都高新西區雙柏東一街的富士康招募中心門口已經聚集了四五十人。這些滿臉稚氣的年輕人排起長隊,手上捏著身份證復印件,準備參加富士康工人的考試。兩位來自宜賓的女孩嘰嘰喳喳地聊著天,抱怨著身份證復印太貴了,2元一張,被“敲棒棒”了(四川話,敲竹杠之意)。

招募中心門口停著三輛小車,車主掀開后備箱,里面放著一臺使用蓄電池的小型復印機。復印機嗡嗡地工作著,車主手扶著后備箱車蓋,盯著復印機,還一邊斜瞟著遠處。他像防賊一樣警惕:“如果城管來了,就得趕緊跑,否則復印機會被沒收。”

我跟著領取“富士康技工面試作業單”的應聘者魚貫而入,招募中心的工作人員核對身份證,輸入個人資料。他們再三提醒,這里只招收普通員工,底薪1550元。如果是大專以上的學歷,請到富士康在成都市設立的人才交流部門面試。

富士康招收普工的條件有三:第一,初中以上學歷;第二,16歲以上,40歲以下,男女不限;第三,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無傳染病。招募中心提供的資料表明,6個月試用期及3個月考察期里,普工底薪1550元,加上加班費月收入2100-2800元。過了總共9個月的考察期之后,底薪1700-1800元,月收入達到2700-3300元。

接著是筆試,每個應聘者20分鐘內在電腦上完成20道選擇題,每個人的問題都不一樣,分為語文、邏輯、英語、數學四類。我花了10分鐘做完題目,閑著沒事就把玩起自己的手機。旁邊一位小伙子悄悄問我:“臥龍先生是誰?”有四個選項:劉備、曹操、孫松、諸葛亮,他以為是劉備,我告訴他是諸葛亮。

最后一輪是面試,主考官拿起我的身份證,問:“你年齡這么大(37歲),普工每隔一個月就要上一個月的夜班,你受得了么?”我回答:“沒問題。”最后他還是說:“你走吧,面試沒有通過。”

也就是說,經過三個小時的排隊、檢查、筆試、面試,我被淘汰了。在樓梯口,我遇到一位高中畢業的年輕人,他也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是他的“文化成績太好了”—富士康不需要這樣的普工。有一位身高1.7米的男孩穿著黑色的西裝來應聘,腳上的黑色皮鞋已經有些破損。他是四川彭州人,18歲,一直在郫縣打工。他也在面試中被淘汰了,原因不明,我估計可能和他穿著西服來應聘工人的職位有關。根據面試官們的經驗,大概歲數大的人和文化成績太好的人都未必會在普工單調乏味的崗位上做得長。

當我悻悻然地下樓的時候,通過面試的應聘者已經開飯了,食堂為他們提供一葷一素的免費午餐:蒜薹肉絲、宮保雞丁、炒綠豆芽、炒大白菜。之后,他們將進行三天的入職培訓。排隊領取免費午餐的年輕人們,笑嘻嘻地和伙伴聊著天,年輕的面龐因興奮而發紅。

半年前,胡萍也是在這里通過了面試。

我第二次見到胡萍的時候,她帶著我四處轉悠。她扎著長長的馬尾,穿著灰色的連衣裙、白色短外套,深紅色的褲襪,挎著一個黃色的人造革單肩包。這身打扮讓她突然成熟了十歲。

胡萍的手機是NCKIA(注意,不是NOKIA),和iPhone差不多大小,黑色機身,寬屏。這是前一個手機被偷后,別人送給她的。她去成都市區玩的時候,被人撞了一下,錢包手機就沒了:“我以前的手機很經摔,以前追趕人的時候,我把手機扔出去砸他,掉在地上還摔不壞。這個手機,掉在地上就四分五裂。”

胡萍的家在云貴高原邊緣山區的一個小鎮,她家離鎮上沒有公路,得步行兩小時,這個鎮盛產白酒,全是山路,一下雨就被雨水沖得坑坑洼洼、泥濘不堪。村小學離家有一個多小時的路,每天步行上學。胡萍讀初中就離開家了,初中是在縣城讀的。縣城初中一學期的住宿費幾百元,胡萍家交不起,因此她寄宿在干爹家。

她父親是自學成才的獸醫,比我還小半歲。胡萍的父親就像赤腳醫生一樣,靠著上門給農戶養的家禽、家畜看病養家糊口。靠著這份工作,他一年能掙幾千元,收入高的時候能賺到上萬元。他希望胡萍也學獸醫,但胡萍覺得又臟又累,不愿意。胡萍是大女兒,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

胡萍2011年考取了當地的高中,但沒有去讀。她嫌讀書太累了,練習冊堆得老高,做作業做到半夜,一兩點才能睡覺。父親想讓她學幼師,說哪怕貸款也要讓她讀。胡萍反駁道,讀出來沒工作怎么辦?把錢浪費了。

父親拗不過胡萍,同意她到成都打工。開始實習了一個月,胡萍就喜歡上這個地方。她一點也不想回家,連過年也沒有回去。

胡萍性格開朗,常為朋友排憂解難。那些十八九歲的男孩都叫她“萍姐”。大多數男孩的煩惱是失戀。胡萍開導他們:“這個世界上女孩子多得很,干嗎吊死一棵樹上?你再不開心,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說:“他們活得好累,我沒心沒肺,對這些事沒想過,開心就好。”

富士康的工人進入車間前,要將自己的手機、鑰匙以及帶金屬扣的皮帶等放入專屬的柜子。過安檢的時候,全身上下不能有一點金屬,包括金屬拉鏈、金屬皮帶扣、硬幣。工廠會發帶有粘扣帶的皮帶。為了防止盜竊資料,富士康有嚴格的安檢制度。手機、MP3、U盤、相機等都禁止帶入廠區。

進入車間的工人需要穿防靜電的衣服和拖鞋,車間極其干凈,隨時有專門的清潔工人拖地。如果是無塵車間,那還得穿上特制的工作服,將全身上下都包裹起來。富士康的制造工序分得非常細致:例如生產iPad的最后一環—包裝,就分為充電、下載專用程序、貼編碼、外觀檢驗、覆膜、放附件進盒子、放iPad進盒子、合上包裝盒蓋子等32道工序,從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耗時約20分鐘。

胡萍的工作是把數據線放進包裝盒里,5秒內完成一次動作,每天重復5000次,一共做2.5萬秒,約7個小時。工人每工作兩小時,就能休息10分鐘。

這一切都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在足球場那般大的車間里,十二條生產線以刻板的速度移動,端坐于流水線旁的工人們,日復一日地重復著拿起、放下、拿起、放下的機械單調的動作。

在富士康,工作強度雖然大,卻還沒有達到難以承受的地步。過去富士康每個月加班一百多個小時,在被工人投訴之后,2012年工廠進行加班管控,每個月加班限制在40小時-80小時以內。富士康周一至周五的加班工資為正常的1.5倍,周末為2倍,法定節假日為3倍。有不少工人都告訴我,他們更喜歡以前加班多的日子,因為加班多賺錢多。5月25日,我在西南公寓二期門口的公交站,問到一位背著行李準備離開富士康的四川廣安籍工人,他辭職的原因是“加班太少”。

他說:“如果不是為了多賺點錢,誰來當工人啊?”

富士康實行兩班倒,工人上一個月白班,再上一個月夜班。正常情況下,工人8點上班,5點下班,中午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吃飯。每層車間就有一個食堂,吃得快的話,工人還能回到工位上打個盹。5點之后再加班兩個小時,7點下班。平均每周能休息一天。

說實話,富士康的工作條件比我見過的絕大多數工廠強多了。我認識的一位工人在同在成都高新西區的旺旺工廠打了三個月工,每天7點起床洗漱,7點45分到工廠。每天上班時間是早晨8點到晚上8點,中午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每月15天白班,15天夜班,休息就得請假扣錢。晚上8點回到宿舍打10分鐘電話就睡覺。

前述勞務公司負責人江總說,富士康的到來,將工價抬高了,對其他廠沖擊很大。按照成都的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1050元。旺旺按照標準工時方式計薪,月收入大概是2200-2600元。富士康2011年的底薪是1350元(普通員工),2012年漲到了1550元,算上加班收入,稅前收入在2100-2800元。根據不同工種,富士康每月給予工人高低不同的補助,例如鐳射車間的工人補助為240元,而胡萍的補助是103元。另外,富士康為工人交住房公積金、社保。

胡萍把她的工資單給我看。像大城市里的公司一樣,工資單是由電腦打印的、密封著的,只能由本人拆開查看。

胡萍的加班費分為:正常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加班23.5小時,加班費314元;法定節假日加班10小時,共267元;周末休息日加班27小時,加班費481元。

不過,工人在富士康工作,精神壓力很大。富士康執行管理標準堪稱“嚴苛”:工作時不許說話;不許未經過上級同意直接離崗;有些男孩犯了煙癮,向上級請假去車間外的吸煙區抽煙,最多只能離開15分鐘。廠區禁止隨意走動,被稽查員抓住,就記過。有些工人會買好煙偷偷塞給稽查員,請其高抬貴手。

車間也隨時有稽查員來巡視,拿著相機拍下說話、睡覺的人。小過就警告,大過三年不加薪。稽查員被工人叫做“8S”,是他們最討厭的一群人,胡萍所在車間有不少人就因為被拍下違規行為被開除了。

一名“8S”笑瞇瞇地問胡萍:“你看我們像不像土匪?”胡萍直接嗆他:“你們本來就是土匪。”

富士康有一套極其嚴密的等級制度:普工、物流員、全計員、線長、組長、課長、專理、協理、副經理、經理、部長……還有臺灣干部和大陸干部之分,基本上大陸干部做到經理的位置就到頭了。

懂行的人可以一眼就從工人的服飾上看出等級。例如,普工和物流員都是藍色的帽子,但在樣式上有差異。物流員負責回收流水線上的不良品,屬于儲備干部。普工之上、生產線上最基層的管理崗位是全計員,全計員的帽子是白色的。“8S”在富士康的管理體系里是個特殊的崗位,它從編制上看與組長平級,但權力比組長大,能開除人,在工廠中扮演類似警察的角色。不過,工人們也有對付“8S”的辦法。“8S”在車間里是露著臉的,而工人們戴著帽子、口罩,只露一雙眼睛。在德源宿舍區,一位“8S”晚上被幾名工人揍得鼻青臉腫,工人一哄而散,他也沒有看清是誰。第二天他上班,車間里有的工人還故意問他:“哇,你眼睛為什么是腫的?”

在聚集了數萬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的地方,打架是司空見慣的事。一位工人在車間里罵一名女工,女工哭了。其他工人看不過去,要他道歉:“只要說聲對不起,我們還是兄弟。”那名工人拒絕了道歉,說:“要不打一架?”

他們約在廠門口打架,各自叫了幾名幫手。拒絕道歉的工人兩下子就被狠狠打倒在地上。

6月4號晚,有多名工人在西南公寓一期門口發生糾紛,驚動了防暴警察,挨個宿舍搜人,帶走了十來個參與打架的工人。幾天后,外媒爆出了所謂“成都富士康員工騷亂”的消息。6月7日,成都高新公安分局通過微博通報了調查結果:6月4日晚,成都富士康員工楊帆等7人在附近餐館吃飯,因嫌老板夫妻爭吵很煩,遂借酒勁砸壞餐館物品,與老板發生爭執。一在場人員報警后,7人遂邊喊“打人了”邊跑向公寓,引發員工100人左右起哄和拋擲雜物。警方當晚留置酗酒滋事人員4名,經批評教育后于次日早上送回公寓。事件過程中無人受傷。

大多數年輕工人像胡萍一樣,家在農村,剛剛完成義務教育就出來打工。富士康意識到必須為這些90后的年輕工人尋找到宣泄情緒和互相交流的場所。他們的辦法是在西南公寓二期里專門把一幢四層高的小樓辟為活動室。活動室的墻上畫著各種有趣的圖案—甚至有西方國家流行的街頭涂鴉。活動室里可以閱讀、下棋、看電視、打乒乓球等。晚上,一群年輕男女跟隨著健身教練跳健身操。

我進到活動中心看了看,在里面玩的工人并不多—年輕人大多還是喜歡上網。在西南公寓外的商業街上,每到晚上8點過后,人聲鼎沸,除了餐館,就數網吧的生意最好。就在6月4日工人發生沖突時,一個我認識的工人說與其這樣,不如干脆將門一關,在虛擬世界里“打架”—當時,外面人聲鼎沸,他則在YY(一種游戲玩家常用的語音聊天工具)上招呼上百名朋友在網絡游戲里PK。

“只要有人氣,就會有財氣”

西南公寓位于成都市高新西區合信路,離富士康廠區不到2公里,共三期。一期、二期工人已經入住,三期尚在修建。公寓排在馬路邊,一幢接一幢,大約有三公里長。灰色墻面的公寓18層,每層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格子間—又被稱作“籠子樓”,陽臺上晾滿了衣物。人站在樓群下放眼看去,上百幢清一色的鐵灰高樓密布于前,頓感到頭暈目眩。

在西南公寓的對面,僅隔著一條馬路,就是正在修建的“龍湖·時代天街”—一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商業旗艦中心,集娛樂購物為一體。廣告牌上印滿了那些城市白領耳熟能詳的名字:星巴克、ZARA……城市的誘惑每天都豎在這些工人的眼前。

西南公寓每間房大約有18平方米,共6?8個工人居住;有獨立的衛生間,提供熱水,可淋浴。公寓由政府修建,提供給富士康租用。住在公寓里的工人,每個月的工資會被扣掉110元,其中80元房屋租金、30元水電費。

工人宿舍大同小異,何濤宿舍里唯一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放著三臺電腦、一臺小型服務器。一臺電扇呼呼地轉著,驅除房間里的悶熱潮濕。

何濤長得白白胖胖,身高1.73米,體重188斤,臉上總是掛著孩子氣的笑容。他書卷氣很濃,性格爽朗大方,說話有條理,在一群工人里顯得十分與眾不同。

何濤也在包裝車間,做外部檢測,在10秒內檢視一臺iPad外觀是否有劃痕。他和胡萍面對面地坐,隔著一條流水線。胡萍叫他“胖哥”。

何濤是四川南充人,中專學歷。他不過24歲,經歷卻很豐富,曾經和同伴跑去山西大同開過網絡公司,做網絡維護。第一個月,他們每頓飯就是兩個饅頭一碗水,餓得皮包骨。第二個月,公司開始有進賬,大家吃得起飯了。從第三個月起,公司每個月有10萬元的收入。最好的時候,他們給100家網吧做網絡維護。但好景不長,有競爭對手舉報他們沒有工商執照,結果罰了50萬元。后來何濤去了宜賓一家中專做計算機老師,2011年5月,他帶著畢業生們踏上向東的路途,去蘇州的電子制造廠打工。學生們平均18歲,每個月能掙2800?3000元。但是工作累,還經常挨罵。他又帶著20多名學生回到四川,坐了28個小時的火車,在成都火車北站附近的小旅館住了一晚上—一個房間50元,四五個人擠一間。第二天,他們趕到富士康打工。

在工廠打工,何濤一個月到手的錢大概是2200元。他抱怨這一點錢還不夠吃飯,成都的物價比蘇州高:蘇州一碗紅燒肉8元,這里要12元;蘇州一份炒飯4元,這里要6元。“貴得要命。”他說,“但成都比蘇州好的地方就是離家近,只要放3天以上的假,大家都可以回家玩。”

何濤有外快,宿舍里的服務器是他自己買的,花了7000元。他在宿舍里架設了一個小型局域網,速度很快。何濤也經常幫助工人們解決電腦、網絡問題,多數時候,他通過QQ遠程提供服務,收取一定費用。他還與一位電腦經銷商簽了合同,以低于市場價賣電腦給工人以及附近的公司。每臺電腦他可以賺200元。

封閉的工作環境、枯燥機械的工作,加上賺錢、成家這樣的現實問題,很多工人都有負面情緒,一時又無法排解。不光是90后,性格稍微內向的工人,放松方式基本也是打游戲—因此公寓方面對何濤的生意也比較支持。

半年時間,何濤已經賣出100多臺電腦,其中40多臺賣給了工人。最近有家酒店找上門來,要200臺電腦,這筆生意可以讓他賺上好幾萬元。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成了他的社交平臺。何濤掩不住興奮地說:如果他有10萬元,就到德源鎮搞網絡去,那里工人多,需求大,一下子能掙幾十萬元呢。

我和何濤分手時,他說:“和你聊聊天,我的心情痛快多了。”我問他,工人們的上級是否比他們輕松?何濤搖搖頭,他說管理層的壓力更大。

何濤提到了線長鐘大偉。鐘大偉是個濃眉大眼的小伙子,四川廣安人,長得特別精神,腰桿挺拔。他輾轉中國四處打工,游歷了云南曲靖、廣東佛山、福建南平、江蘇徐州等地,最后落腳在成都。

鐘大偉2012年初在富士康做過2個月工人,覺得錢少,又在成都一家酒店做過領班,包吃包住,一個月2400元。現在,他又回到富士康,因為有過管理經驗做線長。何濤說鐘大偉的壓力更大,線長是夾心餅干,上面的人壓任務下來,下面的人又沖著他發牢騷。工人短缺,還得哄著工人工作,兩頭受氣。

可是,鐘大偉想得很清楚:做了線長就好好干,爭取更上一層樓。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相比之下成都的誘惑力大多了。

我和何濤聊完天之后,他還打了一個電話:“唐老板,過來吃個午飯吧。”他介紹我認識的這位唐老板 大名叫唐軍華,1976年出生,比何濤、鐘大偉大了一輪還多。他是四川簡陽人,1991年就在深圳寶安打工,先當保安,一個月賺400元;后去東莞長安鎮做裁剪,一個月賺八九百元;又去大朗鎮毛織廠做燙衣工,這份工作做了15年,活計多的時候一個月賺5000元。2010年,他揣著20萬元的存折,帶著妻子和一對兒女回到了四川。

“孩子大了,還是要回家的。”唐老板說。

回到四川之后,唐老板在成都龍泉做過水果蔬菜批發生意,賺了十幾萬元,但打牌輸掉了。他的妻子忍無可忍,跟他離了婚。女兒歸唐老板,兒子歸媽。在做了一陣子殺豬賣肉的生意之后,唐老板又買了一輛三輪車,從老家簡陽拉農副產品到龍泉賣,簡陽離龍泉50公里。

唐軍華在富士康短暫地做過幾個月的工人,他說剛進車間就覺得眩暈,四周窗戶密閉,令人透不過氣來。過了一段時間,他才慢慢適應。

“富士康收入太低,我這種成年人沒法養家糊口。”唐老板現在買了一輛摩的,就在西南公寓門口載以前的同事,月收入3000至5000元—如果他打牌上癮忘記出車的話,就掙得少一點。唐說,上半月生意好一點,一天能賺兩三百元,因為工人剛發工資,但下半月生意不太好,工人的工資花完了,一天只能賺百把元—富士康的工人很多是月光族。

開摩的不是長久之計。這位精瘦黝黑的漢子一直在留意附近有沒有生意可做。他望著旁邊仍然在施工的富士康西南公寓三期,說:“等這里建完了,估計會有一些鋪面出來,到時我再琢磨做一點什么生意。只要有人氣就會有財氣。”

2010年,隨著沿海的一些企業西遷,工人也出現回流的現象。很多像唐老板和前面提到的王強這樣的人,都回到了內陸的家鄉。產業轉移之后,他們的工資即便和在沿海時仍有幾百元的差距,但刨除在外省工作產生的額外生活費—例如回家的路費,其實收入相差無幾。并且,在家鄉工作,這些工人能夠就近照顧家庭。過去的勞務輸出大省,農村人口結構嚴重失調,造成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兒童以及婦女—勞動力的回流對于調節社會結構大有裨益。

加拿大專欄作家道格·桑德斯寫過一本記錄人口遷徙尤其是農村到城市人口遷徙的著作《落腳城市:最后的人類大遷移與我們的未來》。他在那部書中批判了深圳這個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勞動者問題上的不作為,或者稱作‘過度作為’更合適:致力于消滅貧窮、臟亂的城中村的同時,也剝奪了移民勞動者進入社會上層的通道,毀滅了他們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鋪,一塊在中國生活成本最昂貴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沒有幫助外來人口融入這個城市,而把他們當作吃青春飯的外來勞動力使用。外來人口在心理上沒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間流動,造成了沿海地區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節后,有近200萬的外來勞動力沒有回到深圳—離開深圳的外來勞動力占了在深圳外來勞動力的18%,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深圳職位空缺的數字在2009年底達到70萬。深圳市將當年的最低工資標準從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調高到900元,也沒法吸引勞動力回頭。2010年,又有數十萬人離開深圳,導致深圳面臨超過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1050元和它已經相差無幾了。

郭正模教授說,深圳解決了穩定就業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定居問題。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產業轉移已經讓四川政府解決了勞動力穩定就業的問題,接下來是解決這些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的定居問題:如何獲得城市戶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門檻很高:第一種相當于投資移民,在成都購買75平方米以上的獨立私有產權住房,即可獲得成都戶口;第二種相當于技術移民,大學生就可以將戶口轉到成都。這兩條都不適合我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郭正模教授認為,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決農民土地的產權問題。“離土不離鄉”的農民,沒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穩定,土地就是他們最后的社會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種,餓不死人。

但是中國的問題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產業產權不清晰;農民宅基地使用權不能隨意轉讓,大量農村的房子空棄、荒廢。如果能夠明確農民土地產權,允許其轉讓,他就可以通過土地換取一筆收入,將這筆收入用于購買城市的房子,成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業,享受城市福利。

“現在來自農村的第三代產業工人,不知種地為何物,像城里人一樣生活,或在城市邊緣地帶生活,卻融入不了城市。”郭正模教授說。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輩吃過的苦,經常打工幾個月就辭職,錢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穩定的流動人口的一部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解決的辦法就是讓這部分人市民化。現在他們已經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決居住和戶籍問題。”

“這些都是錢啊!”

成都富士康在成都高新綜合保稅區內,每天早7點至晚7點,車廂上印著“海關監管”的貨車一輛接一輛轟隆隆地開出工廠。富士康廠區南北長1公里,東西長2.5公里,分為B、C、D三個區。在這個廠區未完工前,富士康曾借用高新西區的廠房,即A區。2011年4月,富士康廠房發生爆炸事故,就是在A區。事故之后,A區交還給當地政府,富士康全部搬遷到B、C、D三個區。

A區屬于紅光鎮,B、C、D區屬于合作鎮。兩鎮以成灌快鐵為界線。

合作鎮原本是個破舊不堪的小鎮,鎮上只有一條瀝青路。2005年,政府就開始動員農民搬遷,以便將這塊地改建為工業區:推土機開進來,塔吊豎起來,平整的公路將巨大的空地分割成一塊一塊的,農民則搬進了政府修建的安置房。當時有人還在空地上種種田,等到了2008年,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推平田地、修建廠房。

“2009年?2010年,這地方的施工達到高潮,豎立著100多個塔吊,入駐了近3萬名建筑工人。”合作街道辦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盧慶告訴我(合作鎮現在已經更名為合作街道辦)。

在西南公寓附近,是一塊名叫“陽光地帶”的地方。臨街是一排墻皮粉刷成黃色的樓房,因為質量不好,墻皮已經脫落不少,露著大片的白色墻面。這個地方是附近工人、農民以及學生的消費中心,有農民開的“商務酒店”—條件相當于20世紀90年代的招待所,還有紅旗超市、水果店、蛋糕店、茶館、網吧和幾十家大排檔。每逢飯點,這里呼朋喚友、觥籌交錯之聲此起彼伏。

這里原先是屬于合作鎮清水村和附近幾個村的土地。距離它不遠的地方是安置房順江小區。合作鎮19個村,共2萬多名村民,絕大多數住在順江小區里。

2003年,清水村村民年收入不過三五千元,村上唯一的企業是一家油廠。大部分村民靠著種地、養豬、養雞為生。農閑時,去鎮上或者其他地方打一點零工補貼家用。2005年10月,拆遷開始。政府給出拆遷賠償是:平房按照每平方米80元的價格補償、樓房則是每平方米120元,征收地是一畝幾萬元—有說4萬多、也有說9萬多的。凡是滿18歲的村民,都由政府買社保。四十五歲以上的村民,政府花30050元一次性買斷社保。50歲以上的村民每月能領取退休費800多元,60歲以上的則是1000多元。對于青壯年勞動力,政府有鼓勵就業的政策,每個月補貼400元。

一位在“陽光地帶”干保潔的女士說,她家五口人,分到了兩套房:一間套二、一間套一。她今年48歲,再過兩年就可以領退休費了。她的大女兒26歲,在成都一所私立學校當老師,兒子20歲,在貴州給做安裝變電站生意的大伯打工。丈夫是南充人,入贅到她家,現在在順江小區搞綠化,一個月一千多元。她自己一個月不到一千元。保潔女士笑瞇瞇的,對現在的生活心滿意足。

“陽光地帶”最好的餐館是“土連鍋”,每晚餐館里坐不下人,得在院子里擺上十來張大圓桌。

“土連鍋”老板耿洪波,1976年出生,身材明顯發福,臉上總是帶著生意人的和氣笑容。2005年拆遷的時候,他家房子加土地,政府總共賠了20多萬元。這些錢,耿父一股腦拿給兒子去開餐館。耿父說:“我這一輩子連十萬塊都掙不了,沒想到還能看到這么多錢。”

耿家當初特別窮,平房只有兩間,大的一間是客廳兼臥室,全家人的活動場所,放了兩張床。小的是廚房,還搭了一張床,一到下雨天,房子還漏雨,經常把被子打濕。

1992年,耿洪波初中畢業之后,就跟著姐姐去廣東打工,一個月100多元。談起那段經歷,他搖搖頭說不好混,辛苦不提,還被工頭克扣工錢。打了兩年工,就回到四川學廚師,一直在餐館里打工。直到2005年,拿到拆遷賠償款之后才有機會獨立創業。

政府為安置戶提供一年期的創業無息貸款,耿洪波貸了5萬元。從2005年在郫縣犀浦鎮開第一家餐館開始,至2012年,他已經開了四家店,雇傭了近百名員工,每月工資開銷有二三十萬元。

“土連鍋”陽光地帶店是耿洪波的第二家店,當時旁邊是一家做模具的工廠。工廠準備搬走,原來的店主知道,但耿洪波不知道。2009年6月,耿支付了15萬元的店鋪轉讓費。很多人都笑他:“這個胖子怎么這么蠢呢?”

誰也沒料到富士康會來。

飯館開業的第三個月,富士康的先頭部隊來了,耿洪波飯館的生意一下子爆滿。他跟著員工去富士康的工地送飯,車間如蟻穴,一個個在他眼前排開,建筑工人像忙碌的螞蟻般進進出出。

耿洪波激動起來:“這些都是錢啊!”

他的生意火爆至今,但從2011年9月起,陽光地帶的餐館生意回落,原來一天一萬元的營業額,降到了八千元。耿洪波覺得糊涂,拉著富士康的工人打聽原因。工人說:“我們老板的老板要死了,廠里沒生意,一個月才一千多元錢,只能啃方便面了,哪里還有錢吃飯呢?”

工人口里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他們所生產的iPad即來自于這家公司。喬布斯在2011年10月去世后,餐館的生意持續不好,直到今年2月才恢復到每天營業額一萬元。我覺得很奇妙,一個美國人的生死,影響著一家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餐館的生意。這是全球化最形象的寫照。

耿洪波希望到2017年,自己能開8家餐館。8是他人生的吉祥數字—而他已經成了當地的傳奇。

一路向西

2012年6月21日上午,我從成都出發前往胡萍和楊松的家鄉、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個縣城,11個小時后,我在下午5點抵達目的地。

這個小縣城四面環山,幾乎沒有什么大塊的平地,每步行一兩百米就得爬坡。從縣客運中心到縣賓館,不過300米的距離,摩托車載著我在幾乎成70度的坡上俯沖下去。

6月22日上午9點,我從縣城客運站坐車到龍石鄉—楊松的老家。汽車一路沿著盤山公路向上盤旋,當天下著大雨,霧氣在車旁繚繞不散,路邊碧綠的玉米田時隱時現。40公里的路走了兩個小時,楊松父親楊定泉已經在下車點接我了。

雨下得更大了,楊定泉騎著嘉陵摩托車載著我在坡道上俯沖,我撐著傘,傘被吹得東倒西歪的。經過兩道坡,再拐過三道彎,車停了。然后我們步行從路邊往下走了48級青石板梯子,就到了楊松的家。

這是個大院子,原先住了9戶人家,現在只剩下了兩戶,其他的人都搬到了瀘州市、成都市郊區。有戶人家的孩子,讀了西南交通大學,在資陽市交通局工作,一個月七八千元,在資陽買了房、安了家,全家人也搬到了城里住。

這家人是楊松一家向往的榜樣。楊定泉說:“等我大兒子讀了大學,出來也不會比他家差。”楊松家是三間瓦房,黃泥砌的墻已經被柴火熏得灰黑。家里14英寸的松下彩電,是六年前買的二手貨,花了300元。中意牌電冰箱是3年前花了1500元買的。家里最值錢的物件是楊定泉騎來接我的嘉陵摩托車,花了他7000元—這里山高路險,摩托車的性能必須好一點。楊定泉今年50歲,妻子44歲,長年在地里勞作,風吹日曬,他們的皮膚黝黑,皺紋深刻,比實際年齡老了七八歲。

楊定泉的大兒子、楊松的哥哥今年是第三次參加高考。第一次,他考中了一家三本學校,嫌學費貴,學校也不好,放棄了;第二次,考中了太原工業學院計算機專業,他不喜歡這個專業,又放棄了,決定再復讀一年,沖擊重點本科。龍石鄉2011年整個縣也沒有人考上清華北大,只有一名學生考上重本,能考上的最好大學是四川大學。去年9月,他的大兒子去了綿陽中學復讀,那里據說一年能考上30多個清華北大的。

楊松是二兒子,他還有一位小妹在縣城讀高一。楊松成績不好,老師勸楊定泉別讓他再讀高中了,楊定泉有個兄弟是村干部,富士康在招工,政府推薦,楊松就到了富士康。楊定泉的右手大拇指第一指節在多年前做木工的時候被鋸掉了。現在,他依舊在做木工,給附近一家煤礦做裝炸藥的木箱,一個月能掙2000元。

楊家一年能收獲三四千斤玉米,每斤1.5元。一部分玉米拿來換了大米,用于家里夫妻倆吃飯。大部分玉米用來喂豬,2011年家里養了4頭豬,活豬一斤8元,總收入近1萬元,用于支付小女兒的學費和家里的生活開銷。現在楊家豬圈里養著兩頭200斤重的豬,還有4頭二三十斤重的小豬仔。楊定泉做木工的收入,全部用于在綿陽中學讀書的大兒子身上。為了節省開支,大兒子只在春節時候回了一趟家,楊定泉則從未去綿陽開過家長會。

大兒子是一家人的期望所在,是未來的頂梁柱。他對爸爸說,家里別修房子了,錢用在讀書上,哪怕自己打工掙錢也要讀一個好大學。

在我去楊家之前,6月10日端午節,楊松回了趟家。從成都郫縣到龍石,他轉了三道車,早上6點起床,晚上7點到家,花了13個小時。在龍石鄉附近的硫磺廠,見到騎著摩托車來接他的父親,他脫口而出:“爸!”

楊松的母親對我說,自己特意做了炒臘肉、炒四季豆和煎蛋青菜湯,慰勞半年沒見的二兒子。她心痛地念叨,人瘦了、頭發長了。楊松反過來安慰她,在工廠干活就是時間長一些,沒有做農活辛苦。原來在地里干活,挑豬糞,皮膚黑,現在坐在車間里,曬不著太陽,皮膚白了一些。

楊松這次回家帶了2000元。這2000元,楊定泉要趕緊匯給遠在綿陽的大兒子以及在縣城讀書的小女兒。

楊定泉告訴楊松,家里每年只能掙兩三萬,你哥哥要讀書,你妹妹也要讀書。你每個月寄1000元回家,支持一下哥哥妹妹。楊松爽快地答應了。

他還拿出自己的住房公積金卡給楊定泉看,并且告訴父親,這上面就是他的房子錢,一個月要從工資里扣一百多元,以后買房子的時候能取出來。楊定泉復述他的話說,“干滿15年就能買一套房子。”我懷疑這事不是楊松解釋錯誤,就是楊定泉本人理解錯了。

楊松的哥哥高考考了550分,四川省重本分數線是518分,大兒子希望填南京大學或武漢大學,我向楊定泉建議,他的大兒子以后肯定是家里的支柱,最好就上成都本地的好大學,將來和家里也有個照應。7月6日,楊定泉給我電話說,大兒子的前三個志愿分別是西南交通大學、四川大學、四川農業大學,以后肯定就在成都立足了。楊定泉希望大兒子在成都讀書,小女兒以后也到成都讀書,三個兒女都飛出山溝溝,都在成都或者成都附近安家。他讓楊松先好好在富士康待著,等有機會再學技術轉行。楊家一位鄰居在資陽交通局,可以介紹楊松修車,但要花上一兩萬元。

他對大兒子強調說,十年后你有能力了一定要幫助弟弟。

在家度過短暫的假期后,6月17日早晨7點,楊松穿胸口印有富士康字樣的藏青色短袖T恤,洗得發白的牛仔褲,背著背包,在龍石鄉坐上車前往縣城,打算到縣城坐車到成都。隔著玻璃窗,楊松愉快地向父親揮手告別。接下來他將一路向西,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成都富士康。

那里,有他和他家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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